唐山地震预报遭冷遇真相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2005年5月，《报告文学》杂志社推出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揭开了鲜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被冷遇的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 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东西之争”导致漏报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真相29年后才揭开 “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唐山警世录》说，“压了5年啊！” 2000年时，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刚进入印刷程序，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不出了，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审的结果是没通过。 “唐山大地震过去快30年了，该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张庆洲停顿了足足半分钟后说，“我做这件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录》书稿，欣然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据《中国新闻周刊》李杨／文

《百家讲坛》马未都，一个古董商的“学术裸奔”

       在19世纪，法国巴黎有个沃德斯男爵，在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里，一个男人看到仆人手里端着沃德斯男爵的尿壶从自己的面前经过，他立刻就会脱帽致敬，这就是荒诞的权力和财富的力量。如今，在《百家讲坛》这个CCTV的娱乐节目里，我们难道像见了沃德斯男爵的尿壶那样，一见到所谓的主讲人就要盲目而又天真地“脱帽致敬”吗？学术自古以来独立于政治威权和财富游戏之外，人文精神的复杂之处就在于自身的独立性和科学性，而其简单之处又在于追寻和坚守的永远是真实和客观。

       学者像演员，教案像剧本，科普讲座如同评书开讲，《百家讲坛》如同《曲苑杂坛》，这个世人皆知的模式里，如今又多了一个古董商，他叫马未都，在他的新作《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里，他又一次让我们见识了“百家讲坛史学”的惊世骇俗和不伦不类，当这位古董商人开始眉飞色舞，他显然忘记了于丹和易中天的前车之鉴，如果说于丹们在做教授的娱乐表演，而商人马未都显然是在兴致勃勃地“学术裸奔”。

       收藏和现代历史学的关系

       首先谈谈收藏和现代历史学的关系。有的朋友说马未都讲的是收藏，又不是讲历史，这显然是并不清楚收藏和历史学的关系。收藏和历史学的关系，可以类比于保险和数学的关系，每一个保险公司的产品，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个数学的精算模型，保险经纪人的推销能力尽管非常重要，但是，险种的数学模型才是关键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讲，保险的险种不是靠卖出来的，而是靠精算设计出来的，一个数学模型失败就意味着巨大的亏损，保险经纪人能力越强，反而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就会越大。在现代历史学的本科教育中，通常分为三个专业，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博物馆学，其中的博物馆学专业就涵盖了收藏这个领域，收藏是民间的说法，学术上的说法是“物质文化研究”，相对于古代文献研究，对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研究，这是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后，历史科学最大的进步之一。所以，现代历史学是收藏的学术根基，现代考古技术更是收藏的生命力，对于收藏之中的核心问题：物品的真伪，现代考古技术就是最客观，最标准的衡量判断方法，举一个例子，碳14技术，是当代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验证方法，我们利用这个技术鉴别了很多敦煌壁画的年代。

碳14技术是敦煌考古鉴定的主要技术手段，对敦煌文物的发掘起到了关键作用

       收藏中最关键的物品真伪问题，在现代历史学中，依靠的是考古技术，而不是部分人的主观判断，收藏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里，不是经验主义的，不是在琉璃厂中的所谓大师鉴定，而是科学实验的，是在考古技术的实验室里的科学测定——收藏只有脱离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局限，才会开始真正的市场化的步伐。

       马未都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棒槌

       在马未都的“收藏”一书的“自序”里，第一句话就离现代历史学谬以千里，他这样说道“我们了解历史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文献及证物。文献的局限在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后来人的修饰，因此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证物不言，却能真实地诉说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汇成进程图表。” 收藏界看不起的就是棒槌，然而，马先生的开口第一言就无疑是文明研究的“棒槌”，他否定了历史文献的作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孔子就是靠历史文献，而不是证物来证明存在的，曲阜孔庙是孔子之后的产物，我们如今找不到有关孔子的生活物品实证，孔子的鞋、衣服，以及任何生活物品，他存在于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文献里，还有老子，庄子等，如果按照马未都的观点，文明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的，那么，我们2000多年前的这些文化先哲都成了冒牌货。

如果按照马未都否定历史文献的观点，“孔子这个人是否存在”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么，古代文献和证物的关系是什么呢？现代历史学是这么规定的：

       第一，考古实证是最可信的，有了考古实证，没有文献记载，也是可信的，比如七星堆遗址文化。

       第二，在没有考古实证的时候，有非文学性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所谓“非文学性的文献”是指官方历史文献、科学类文献、旅行类文献。而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文学类文献，则不足以成为历史学的证据。即使我们找不到孔子的生活用品，也依然可以判断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在这里，特别要指明的是，对于那些存在于非文学类性的文献，却又处于没有明确纪年的时期的对象，历史科学的态度是“存疑”，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比如《史记》中的“五帝本纪”部分。

        第三，对于既没有考古证明，又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学认为是不可信的。

        也就是说，文明是靠文献和考古实证（所谓证物）来共同决定的，研究历史不是在放电影似的“再现”，而是要对文明的理性研究。就是在马未都的书中，马未都依然大量地借助着文献的帮助，所以，这种自序里的自命不凡的夸张语言被他自己的实践所颠覆了。

        马未都“百家讲坛式”的史学发现

       文艺鉴赏类的观点，不同于现代历史学的科学判断，大凡自圆其说即可，但是，学术的价值在于考证和实验，马未都在收藏中的鉴赏类的观点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支撑他的观点的很多史学的论据都是完全错误的。

      1.嘉靖属于晚明吗？

      马未都讲到：“再看晚明，一个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史书上记载说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这里，他犯了一个极大的学术错误，晚明，在学术上通常是指万历之后的时期，有明神宗万历、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和明思宗崇祯，而嘉靖时期，则不属于“晚明”，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然后是明神宗万历，所以，怎么能把嘉靖也划入“晚明”呢？

       2.宋代是享年最久的王朝吗？

       马未都为了证明自己所谓盛世收藏的观点，举出了宋代因为文化发达，而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朝代，显然，不错，唐代289年，明代276年，清代267年，都没有宋代延续的时间长（319年）。但是马先生不再观察观察宋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呢？周代是从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包括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周武王伐纣建立全国政权是在公元前1046年，也就是说，周代整整持续了790年。这个数据在中小学生使用的纪年表中稍稍细心就可以查到，我不知道马未都写作的时候在看什么……

        3.能这么恶心当代人吗？

        马未都说“我查了一下，他（康熙皇帝）学过静力学，我们一般人今天都不学这样的学问。”什么是静力学呢？静力学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发展，到公元16世纪伽利略奠定动力学基础为止。静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处于平衡的规律，以及如何建立各种力系的平衡条件。平衡是物体机械运动的特殊形式，严格地说，物体相对于惯性参照系处于静止或作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即加速度为零的状态都称为平衡。对于一般工程问题，平衡状态是以地球为参照系确定的。静力学还研究力系的简化和物体受力分析的基本方法。

       静力学的知识现在已经普及到中学物理课本之中，怎么能说一般人都不学这样的学问呢？恐怕只有小学教育背景的人才不会学这样的学问。所以，马未都显然是在恶心当代人的教育背景。

       4.把元代弄丢了？

       马未都写到“宋到明这一个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宋代和明代之间，还有一个元代，作为我国蒙古族统治的统一政权，汉蒙融合成为元代社会生活的主流，蒙族生活方式极大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人民，以至于，朱元璋打出了“恢复中华”，其中“恢复中华”就有恢复中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意思，我真希望马未都找来一本“元代生活”书来补一补最基础的历史文化常识。

       5.萌芽了第二次？

       马未都提到“同治中兴时期，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马未都的伟大之处在于混不吝地混乱概念，“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假说。同治中兴时期，就是清代在剿灭天平天国之后，开展洋务运动，截止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历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有分歧，主流的有宋代说，明代说。

       “宋代说”是说宋代出现了城市商业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商业关系的原始形态，这是第一次萌芽，到了明代，苏杭地区的手工业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更加发展。所以，“第二次萌芽”是在明代。

       “明代说”是认为明代城市经济是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而清前期，城市经济继续发展，“摊丁入亩”政策已经标志着封建主义经济的瓦解。因此，按照这种理论，“第二次萌芽”在清代康雍乾年间。

        而同治时期，一般以为是中国大规模近代工业化的开端，已经远远不是“萌芽”状态，而是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都难以得出马未都式的结论：第二次萌芽在同治时期。 

       上面4张图，是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开办的近代工厂和文化机构，已经是近代化的大规模开展时期，绝非萌芽状态了。

       6.马未都需要治学严谨

        马未都治学是粗糙的，有两个例子，（1）他是这么解释“主席”的席，他认为席是“小席子”的意思，其实，这是错误的，“席”指的是类似于现代的椅垫和蒲团的柔软的填充物，可不是席子。（2）他写到“欧洲人两千年前已经坐在了椅子上了”，其实，在古代欧洲，椅子是权威的象征和宗教装饰器具，只有权贵和宗教人士才使用椅子，一般平民使用的椅子的历史仅仅是200年。席地而坐，是人类文明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古代欧洲的平民也是席地而坐的。

       政治献媚的“盛世收藏”说

       马未都开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盛世收藏”，显然，在他看来，收藏热是社会盛世的产物，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捏造了宋代、晚明、康乾是“盛世”，力图为自己的盛世收藏找到历史根据。可是，学术是不会为这种政治献媚而服务的，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什么“社会盛世时期”，结合历史记载：

       (社会动乱)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多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财政危机）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祐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访，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八。——《宋史·食货志下一》

      （经济危机）承平寖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宋史·食货志上一》

       连宋朝皇帝自己都承认民困财窘，受制于人，（宋神宗语），皇帝自己都认识到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马未都却在1000年后，大唱宋代“盛世说”，缺乏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王安石像，按照马未都的盛世观点，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多余的

       晚明正是帝国的没落时期，康乾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低谷，他最后在自己定义的第四次收藏热“晚清民国初年”中，自己就写道“晚清时期民不聊生”，既然如此，如何又能是“盛世”才会出现收藏热呢？

       其实，马未都不必用这样的概念来做现世的政治献媚，如今收藏产业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历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是收藏界的一个鼎盛阶段，马未都秉承自己的“盛世收藏”说，拼命地为宋代文化贴金带银，其实，他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标志，那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为什么宋代的出版物史无前例地增加，为什么宋代艺术书籍大量增多，这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所致，并且，宋代美术和书法等艺术创作所用的纸，也是有了极大的改良，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技术的推广和完善，这是宋代文化成就在今天得以呈现的主要原因。

活字印刷术模版

       晚清民初的收藏热，显然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人们运用近代考古学的技术和理论，可以判定文物的历史价值和形成年代。收藏热，是和技术进步息息相关的，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不是很大。

       马未都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收藏热的第一个时期，显然，他缺乏足够的历史观察的纵深感，我希望它能够对秦代汉初，民间对儒家典籍的保存收藏进行理性的研究，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毁灭儒家典籍和文化，汉初儒家典籍的大量复出，显然是民间收藏的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至于马未都所谓的中国历史上对品牌意识的淡漠，对无形资产的淡漠，更是典型的文化“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的做法，把现在的品牌学的理论，施加个人口才的能力，放在中国历史身上，建立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关系，这不是马未都独创的，这是《百家讲坛》这个学术娱乐节目的一贯风格。有人说《百家讲坛》让人喜欢上了读书，喜欢上了历史，但是，《百家讲坛》没有让人喜欢上了学术，也没有让人靠近了人文精神，《百家讲坛》不仅不尊重人文科学，反而进一步地让人文科学娱乐化，成为人们逗乐开心解闷的工具，如今娱乐的方式太多了，实在没有必要以人文科学沦丧为代价，来增加新的二人转式的娱乐方式。

      人文科学被抑制，被娱乐，被当作民间故事来看待，可是，当我们的端午节、汉字、书法、活字印刷术等等文明被人抢夺申遗的时候，人们似乎又突然想起了现代历史学，捍卫民族文化的不是马未都们，不是娱乐化的人文科学，而恰恰是学术。大多数时间被打入边缘，或者被亵玩娱乐，到了紧急时刻，又千呼万唤，人文科学其实从来都是独立存在的，是学术娱乐化，拉大了我们与她的距离，是马未都式的“学术裸奔”，撕裂了我们文化的人文血脉。

       马未都不是教授，不是教授们的娱乐表演，而是一次学术的“裸奔”，我们现在做的，是为裸奔着的马未都修正一个又一个错误，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给他穿上一件至少是可以遮羞的学术“内衣”，你说呢……

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视野是一本叫《生活》的画报，这本画报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由此，毛泽东和他的金光闪闪的红五星开始在纽约、进而在整个美国闪耀，后来蔓延到欧洲、南美等世界各地。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

他逝后，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是一波波毛泽东热潮，毛泽东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崇拜毛的人就是除以1万也比很多明星多！！

1.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上榜的理由：他为这个英雄的国家牺牲了生命！

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2.拳手经纪人唐.金＋拳王泰森

上榜的理由：唐.金会背诵毛主席语录！泰森臂膀上纹有毛泽东的图像。

评价毛泽东：“毛主席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他毕生所做的一切，所代表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我非常荣幸能瞻仰这位伟大的领袖。”

3.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 。上榜的理由：情真意切，评价最高：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评价毛泽东：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4.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

上榜的理由：见毛泽东时有被‘电’的感觉就已非同一般了！

评价毛泽东：“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

5.西德南特威希博士。

上榜的理由：为毛泽东的逝世伤心流泪的铁杆‘粉丝’！

评价毛泽东：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对毛泽东感兴趣。我记得很清楚，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第二天第一堂课刚好是历史课，大家停止上课，悼念毛主席。我当时致了悼词。当年联邦德国(西德)的许多年轻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6.美国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 。

上榜的理由：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评价毛泽东：毛是20世纪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7.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

上榜的理由：是对现在一些人说毛经济为零分的极有说服力的批评！

评价毛泽东：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

8.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上榜的理由：以金庸写武侠人物一样的烘托手法，显示非同凡响的效果！

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9.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上榜的理由：非常豪迈的评价：战无不胜！

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10.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上榜的理由：乌戈.查韦斯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日益响亮，他不畏惧美国的威胁，他决心改革，建设另一种特色的社会主义。

“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对这些话语,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经常会脱口而出。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一点,恐怕不少中国人都比不上他。

评价毛泽东：“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蒋介石最喜《易经》术数

  蒋先生的名字来自《易经》。

  我们翻开《易经》64卦，其中有一卦叫“豫”卦，其卦辞为“利建候行师”即有利于建国封候和行军作战的意思。

  根据《彖传》“一刚应五柔而志于上行，顺理而运动”。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能居中得正。蒋先生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势中最有利的六二爻辞。名叫介石，字中正。

  蒋介石喜欢《易经》术数，是人人皆知的，人们经常在一些历史电影片上看到蒋夫人求神问卦的镜头，而蒋更是求神问卦的热情者。他在临终前，曾深有体会地道出了他一生的处世哲学：“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得失取之于数。”他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世界上的是是非非，复杂万千，全凭自己去慎思辨别，然后根据自己的分析思维决定自己走的路：那些是应该做的事，那些是不应该做的。经过自己独立思维决定去干了以后，社会上必然有人赞扬，也会有人毁谤讥骂。对此，自己要泰然处之，任人评论。至于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只能取决于数(术数，命运，自然规律)。

  从蒋的这句话，可知，中国《易经》的哲理在他的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或许他败退台湾后，曾遭受过许多人对他的讥讽，幸而他在《易经》的哲理上，得到解脱，有感而发。

  据说他对《易经》中的术数是深信不疑的。因而，蒋介石只要在命运中出现坎坷，便回奉化溪口居住，且常常在雪窦寺中落宿，重新沾回福气和祥瑞吉运。也就是如此，蒋介石才能仆而再起。蒋介石一生下野多次，每次回奉化，后来再起时都比上一次有更高地位，都有这一因素。

  从蒋的家族渊源上，也可以找到中国的《易经》神秘文化的传统影响。曾是中国风云人物的蒋先生，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据说他的故居地理环境很佳，是个宝地：头枕四明山，背靠天台山，脚踏括苍山，脸对东海，手抚象山港。从小处看，雪窦山如龙游至溪口，龙张其口，龙口含珠……

  雪窦山里的雪窦寺，带给他很多《易经》文化。据说，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比他大四岁，成婚之前，对夫妇的未来前程卜了卦：“梅开有福，鼎和有国，女大四岁，既吉且利“后来，这位毛夫人果然为他生了一个贵子——蒋经国 。

  传说，在蒋先生的一生事业中，《易经》术数给了他很多帮助，他的侍卫队长宓熙在《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一文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总司令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做过二十余年蒋介石侍卫，职务做到侍卫总队长的宓熙，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傍晚，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据宓熙说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简中抽出支付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以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否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争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争，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您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父，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在目前所问，正是如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加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后，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二百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入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中求签和住持僧之训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巳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十二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巳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备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被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打了一个南昌城下的漂亮仗。

  事先虽有部署，战斗也是极其激烈的，蒋介石卫士大队队长宓熙及其助手副大队长受伤，白崇禧卫士队队长被手榴弹炸死，卫士和警戒部队战死百余人。由此可见，如果蒋介石不拉住白崇禧去求签算命，没有住持僧一番话，不作事先准备，整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要覆灭了。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求签，马上传讯卢香亭的两个团长，问：“你们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师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

  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周易》故乡奇景

  《史记》记载公元前100年左右，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拘于羌里而演《周易》。羌里在今河南安阳市南15公里处，是一座突出地面5米的高台，叫“王相岩”，它长宽各100余米，据考证是殷商时代的监狱。

  在这《周易》的故乡有两处奇景，世所罕见：一是“冰冰背”，二是“桃花洞”。

  在王相岩北距离不过1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壁立如簪的山峰，山峰下有一个乱石纵横的山坡，便是令人奇异莫测的“冰冰背”。这里属于太行山脉，海拔1500米，前面是龙床瀑布，背后是历史悠久的车谷寺。龙床瀑布犹如一道白龙从奇峰怪石、百丈悬崖中飞腾而去，映着阳光幻出七色彩霞，又如一道美丽的长虹横架山间。最奇异的是在这片乱石纵横的山坡上，到处渗流着涓涓的细泉。每逢阳春三月，天气转暖，泉水便开始结冰，以后天气越热，结冰越厚，待到盛暑六月，赤日炎炎，游人满身大汗时，这里却冷气袭人，结冰面积可达600多平方米。但是一过八月中秋，天气转冷，这里的冰块却又慢慢融化。冬季，泉水逐渐转暖，待到寒冬腊月，正是满天飞雪、冰封大地之时，那里不仅没有积雪，反而热气蒸腾，水暖宜人，成了一泓温泉。

  在距离“冰冰背”西南数公里处，又有一处异景，名唤“桃花洞”。它在王相岩附近，比“冰冰背”高200米。这里山峦起伏，景色秀丽，云雾缭绕，峰立如削。山峰下有一奇洞，洞上悬崖百丈，荆棘丛生，洞的周围绿草如茵，一片桃林。但奇怪的是这些桃树在融融春日却不开花，偏偏在寒冬腊月之时万花怒放，越是冰天雪地，它越开得繁盛鲜艳。远远望去，犹如在一个冰雕玉琢的琉璃世界中呈现一片绚丽烂漫的红霞，使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周易》发祥地的奇异景观曾引起许多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的关注和重视。他们陆续前往探察和研究，但是至今未能揭开其中的奥秘。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湘南起义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

　　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三十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三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也被化装成国军的起义军战士俘虏。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接着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是位沙场老将，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发起冲锋，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穿插。一时间，兵锋锐不可当。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请战?

　　只要一个连?

　　军部领导感到惊讶。

　　朱德也觉得意外，问道：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日本东京防卫厅海军省战史资料记录：日本海军省在台湾澎湖的马公有一个“日本海军部水上特别攻击队”，专门从日本国各地的孤儿院选出15岁左右的少年，前往台湾澎湖的马公训练基地训练。训练科目包括中国的少林武术、日本武士道功夫乃至各类军事技术。五年学成后，他们就成了日本水上特别攻击队的“敢死队员”。这些敢死队员从马公出发，潜入中国东南沿海各炮台进行侦察，搞清各炮台原有的武备，是否有增设新式大炮和各类海军陆战队的休息日期、生活规律等。

　　日本南支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称厦门是一个顽固的抗日据点，因为守军司令黄涛令他心寒。他对手下大熊司令官进行敌情交底时说：“黄涛是一个很典型的德派军人，他很善于用兵，还有他的要塞炮台是威力很大的克虏伯巨炮，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黄涛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留学期间特别前往德国鲁尔区埃森兵工厂学习大炮技术，尔后又前往捷克学习新式兵器三年。他善于通过收听世界各大电台的广播收集情报，进行汇总和分析，以便最后决策。

　　1937年8月11日，上海吴淞炮台及其他口岸与敌人展开血腥鏖战时，黄涛就感受到厦门防务的危急。他采用“远攻与近守”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一方面利用厦门四大炮台（白石、磐石、屿仔尾、胡里山）克虏伯大炮能远距离重创日本舰队的优势，另一方面从香港、菲律宾进口一千多桶水泥，在胡里山炮台至五通、霞边、香山等海滨要塞同时筑建100多个轻、重机枪碉堡，近距离击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

　　与此同时，黄涛将胡里山炮台的两门120毫米的克虏伯附炮拆移到五通的霞边和香山二炮台，以加强炮团的战斗实力；另外从漳州调6门新式克虏伯速射炮（射程可达9000米），架设在海拔300米高的云顶岩山上，这样就可以填补白石炮台、胡里山炮台炮战时填弹的时间空隙，有效阻止从小金门方向赴来的敌舰。

　　1937年9月3日早晨，日本南支舰队第五水雷战队的驱逐舰在空军掩护下，突然向厦门机场、青屿鱼雷发射站和各个要塞开炮。

　　二艘战略巡洋舰和三艘“若竹”级驱逐舰在空军掩护下，首先对青屿岛鱼雷发射站和胡里山炮台狂轰滥炸，然后高速冲向厦门港口。

　　黄涛指令，屿仔尾炮台和磐石炮台采用炮火压敌回缩的战术，两炮台同时用猛烈的炮火，迫使敌舰转向退缩。敌舰已在胡里山炮台的射程之下，但胡里山炮台并没有开炮。

　　大熊司令官在“夕张”号旗舰上很自信地判断：青屿鱼雷发射站一开始就被摧毁。因此他命令舰队按第二套作战方案，全速突破东侧香山防线。

　　此时，黄涛的传令兵跑步进入胡里山炮台，向总台长张元龙传达黄涛的命令。张元龙明白黄涛的作战意图，沉着而冷静地注视敌舰向香山方向运动，不发一弹。

　　敌舰与白石炮台相距4500米时，白石炮台的克虏伯大炮突然发威，令敌驱逐舰大惊失色。云顶岩山上的6门克虏伯速射炮与白石炮台组成一道双层火力网，逼迫敌舰驱逐舰先后回缩大担岛与青屿之间海域。

　　这时胡里山炮台一声巨响，炮弹飞向敌舰。一艘敌驱逐舰被拦腰击中，主炮和鱼雷发射器均被摧毁，甲板上浓烟滚滚，当场死伤21人。

　　这就是厦门历史上有名的“厦门要塞保卫战”。

　　还有许许多多的史实——

　　日本东京防卫厅战史资料证实：日本海军省的东支、南支联合舰队集结并与陆军、空军联合攻打上海，整整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才攻克上海吴淞炮台。

　　厦门这么一个小小的岛屿城市，日本南支舰队的海、陆、空三军整整攻打了8个月之久才占领。

　　从中国香港七种中文报纸和五种英文报纸、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拍摄的所有旧照片里可以归纳出一条规律：日本海军陆战队凡攻克东南沿海一座炮台，都要群体站在炮台的克虏伯大炮上举枪擎旗欢呼胜利，因为这些大炮曾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

　　如今回顾那段惨痛的历史，让后人常常记取的是：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也是李鸿章在克虏伯面前不可预期的无奈吧。 《中华遗产》杂志

　　1866年6月27日，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访问德国。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火及钢铁制造商——克虏伯集团，受到了主人热情的款待。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张泰向李鸿章报告了他对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的深刻印象——“他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对于为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立下大功的“加农炮之王”阿尔费雷德，李鸿章早已钦佩不已。他让手下准备了一份世界各国炮厂的大炮质量一览表。经过认真的审阅、选择和比较后，他认为，克虏伯家族的大炮优于美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大炮，将来一有战事，“稍有优，则利钝悬殊”。

　　1871年，李鸿章在科隆商人费雷德里茨·佩尔的鼓动下，一口气向克虏伯家族买下328门各种口径的克鲁伯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

　　1874年，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地运作洋务，“讲求洋品”，庆幸中国有“开花大炮”时，日本军队突然武装侵占台湾。原来李鸿章还想与日本联手抗击西洋进犯中国，这“一厢情愿”的美梦被无情的现实击碎，李鸿章有强烈的愤怒和报复心态。他一方面请德国军事专家“汉纳根”着手设计旅顺、威海炮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防御炮台的样板，同时派特使前往德国与克虏伯家族谈判，认为克虏伯有义务出资为中国培训火炮专家，中国才有可能继续购买克虏伯家族的大炮，否则中国会向欧洲另一军火销售商“波鸿协会”靠拢。1877年春，弗雷德·克虏伯在这场军火竞争中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卞长胜、查连标等七人到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

　　李鸿章还继续派亲信到德国考察众多的军舰生产厂家。在克虏伯家族的暗示下，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德国甫自德军舰生产厂家签了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济远”舰的建造合同。之所以选择这家军舰厂，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认为该厂生产的军舰的龙骨、护甲钢板厚度和舰面的主炮、辅炮、弹药、穿甲弹等均为克虏伯兵工厂生产。其中“定远”、“镇远”等主炮都是克虏伯兵工厂30.5毫米的双管巨炮，射程远，火力强大。当时日本海军最先进的军舰“扶桑”、“金刚”等都无法与其比肩。

　　1886年8月， “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的伏尔铿厂千里迢迢到华后，李鸿章就命令海军提督丁汝昌驾舰和“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集结，先远航海参崴，然后回转日本海域，向日本海军显示清国北洋海军的军威！

　　该行动令日本政界、军界高层惊恐不已，一片哗然！

　　德国埃森克虏伯历史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李鸿章当年命令清国的新军舰长驱直入日本海域，虽然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民族之恶气！”但却暴露了实力，让日本决策层有了制造特种军舰的准备。

　　据德国克虏伯历史档案馆史料记录：1887年初春，一个庞大的日本军事代表团来到德国埃森克虏伯梅喷射击场观看了口径巨大的30.5mm克虏伯大炮的试射，得到现场所有的大炮资料和数据后，他们马上高薪聘请法国军舰设计大师槐德的得意门生白劳易为日本设计更为先进超级军舰来对付并击毁“定远”、“镇远”、“济远”舰。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会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向战舰旁，指着“定一”、“定二”等鱼雷艇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十二年前他赠送我多头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

　　从表象上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声势浩大，但陈腐的封建内核不可能通过外在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其富民强国的变革大略得不到皇帝、太后的重视与支持。克虏伯家族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

　　1890年克虏伯对清政府的大炮年销售量为48门。

　　1891年，李鸿章在校阅海军奏折时说：“去岁伤每年海防额饷四百万……今年七个月仅解百万，不及十分之二”；“综合海军战务，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在他主持北洋海防的20年时间里，海防经费总支出只有2130万两白银，仅占清政府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3%。然而这些少得可怜的海防经费，海军衙门还得抽出750万两白银投入慈禧重建颐和园工程。李鸿章渐渐明白自己的军事理想只是画在墙上的一块大饼——

　　1894年甲午战争一开始，清政府的大炮订购数量就由1893年的34门猛增到289门——尽管如此，北洋海军还是魂断大东沟。甲午海战葬送了李鸿章一生苦苦的追求和梦想，还让他签下《马关条约》，成为中华耻辱历史的执笔者！但时事至此，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并没有由此而终结。

　　1896年春天，被贬回安徽老家的李鸿章得知克虏伯家族生产出更为先进的大炮，大炮射击演放之前，可用电动机械起吊并装填炮弹，且炮架前增设了先进的“液压”系统，炮身的360度转动和炮口的上下调整更为灵活。那时还有最后一批留学生仍在德国埃森求学。李鸿章按捺不住最后的愿望，叩请皇帝、太后恩准其亲赴德国访问并探望留学生。时逢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皇上、太后就做了一次顺水人情，让李鸿章作为特使参加典礼后顺道去埃森。

　　1896年冬天，李鸿章坐着轮椅来到埃森克虏伯的胡格尔别墅，在那天晚上的招待会上，他借着酒兴，批评了威廉二世不应当像世界诸列强一样企图占领胶东半岛，并发表了对德国工业界在中国铁路、矿山、机械等方面贪婪行为的抨击。尽管在场的弗里茨·克虏伯对李鸿章针对德国工业及德国政府的“不友好”言论感到非常恼火，然而，他又能理解一个悲愤民族的痛苦和宣泄。一时的不快并没有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太多负面影响。

　　第二天，弗里茨·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梅喷射击场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双肩！”

　　弗里茨·克虏伯明白，此次德国之行是李鸿章的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他越来越理解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此时李鸿章已不仅是他们家族军火销售的大客户，更是人格上受他钦佩的中国朋友。临别时，他送给李鸿章两大本中国驻德各任大使与克虏伯家族交往的私人影集。他说：“因为您对我们家族的情缘，山庄别墅成了我们两国交往的情感之地。不管您是大臣还是平民，您永远是我们家族最为珍贵的朋友。”

　　李鸿章的埃森之行显然也帮助克虏伯家族实现了提升大炮销售量的愿望。在其后几个月里，清政府即从他们手中订购了82门大炮。

　　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不仅是他个人与克虏伯家族的深厚友谊，更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体现。而北始天津大沽口炮台，中经闽江口长门炮台，南至海南秀英炮台，克虏伯也确实为他的战略立下了赫赫战功。

　　1884年甲申马江中法海战中，闽江口长门炮台的金牌游击杨金率部英勇抗击，21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缺嘴将军”一炮击沉法国旗舰并击毙主帅孤拔，余敌舰悬白旗逃遁。

　　甲午威海之战，北洋海军在“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下，占领刘公岛上的日岛炮台，并与位于最东端的东泓炮台联手，利用多门240毫米、20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重创了多艘日本军舰，击退了日军多次海陆进攻。

　　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记载了烟台东、西炮台克虏伯大炮的威慑力——1894年甲午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命四舰巡洋舰疾驶烟台，企图堵住威海后路，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北洋舰队。战舰驶入烟台海域，烟台守将刘含芳指挥将士驾东、西炮台和主炮台的21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迎战。日本舰队不敢恋战，迅疾离去！

 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题目是《恰同学少年》，讲述的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候的一段人生经历，这段历史很少被影视作品讲述出来，同时这部戏的主要人物也在追求神似上大过追求形似，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部标新立异的电视剧，也有人说它剑走偏锋。其中，故事中提到青年毛泽东曾是全长沙最优秀的足球守门员，多少让人意外。对此编剧表示，这有资料记载，并非恶搞。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是以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成长经历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从4月上旬在中央一套八点黄金档播出后，这部兼具偶像剧和革命历史题材剧双重特点的电视剧收视率一路走高，最终创下了今年以来在央视一套播出电视剧的收视率冠军。

其中，电视剧中有一些细节来说，比方说像在这部戏里毛泽东是一个足球运动爱好者，是一个好的守门员，这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对此该电视剧的编剧黄晖表示这绝非杜撰。“这是在第一师范的青年毛泽东纪念馆里保存的当事人回忆中间找出来的。”他说。

黄晖表示，为了写好这部电视剧，他搜集了很多资料，其中看到毛泽东曾经是个足球守门员的资料后感到“非常意外”：“谁能想象，跟我原来所想的毛泽东这样的形象差距很大，因为说毛泽东酷爱运动，这我知道，像我们这种到三十多岁，甚至年纪更大一些的都知道，毛主席喜欢游泳，因为中老年以后，他还曾经横渡湘江，横渡长江，说他会别的运动，这确实是我这一次查资料才发现的，而且因为剧中篇幅有限，要表现的内容，能表现的内容有限，这方面还远远没有表现完，我要说的话，资料中间我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观众朋友可能也不相信，查了资料你才能相信。”

黄晖表示，毛泽东当时在第一师范的时候，除了喜欢游泳，是个游泳的高手以外，他打一手好乒乓球，他打篮球是最优秀的，不是第一师范，全长沙最优秀的足球守门员，他学过武术，他学过棍术，他学过西洋拳击，他还学过西洋剑术等等，你能想象毛主席，像重剑、花剑，奥运会比赛，西洋剑术他学过，当然了，后两项，拳击和剑术这个是当时他们学校的外籍老师教给他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当年，权延赤的一篇《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将久居政治神坛的毛泽东回归到了百姓心中的领袖。然而，毛泽东一生中发生的太多太多的故事，依然让人崇仰却又不可思议。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统帅千军万马却从未使用过枪；他身经百战，却“万水千山只等闲”，从未受过伤。“28”这个数字暗合了这位伟人一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而“8341”这个奇怪的部队番号，至今让颇难猜解。这几年，一些有心人从主席的文章和著作中找出伟人当年对未来形势的分析，而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科学事件又验证了主席的分析和判断，故有了毛泽东“23”或者“24大惊天预言”之说。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不能占卜未来，如他自己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信奉“无神论”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毛泽东的惊天预言从何而来？

    毛泽东的惊天预言来自他的伟大理想。“少年心思当拏云”，天生一颗火热的心和革命思想的影响，让毛泽东从青少年开始就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尽管他从偏僻的韶山冲里走出来，他依然能够站在湘江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心中有了一个理想的世界，故能够高屋建瓴，放眼世界，一个20多岁的师范生，身处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的地位，他却洞悉到了日、德"奸情"，也触摸到了20年后“中日之战”的前兆。

    毛泽东的惊天预言来自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毛泽东最喜欢读史，一部《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生不离手，他对三国这段历史则是了如指掌，体会入微了。而旧中国正是四分五裂之时，毛泽东循历史轨迹，把时代脉搏，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处惊不变，冷静、客观分析形势，作出正确决断，因而有“中国的抗战要打七八年 ”的“持久战”之说，也有了“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的惊天预言来自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可以认识的。而历史的发展则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他相信科学，从未研究物理学的他提出“粒子是可分的”，也断言了中国“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而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他则预言：“张伯伦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

    毛泽东的惊天预言来自他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他从世界和全中国的范围，全面地获取丰富、翔实的感性材料，分析、加工、提炼、综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发现其规律性，便有了后来人们所说的“惊天预言”。即使是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他依然感觉到“我们会失去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即使在他一生中不能够完成的事，他告诉后人：“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100多年时间 ”

    正确的领导，对未来应有科学的预见。毛泽东早就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今天谈毛泽东的24个惊天大预言，我们意在学习、借鉴毛泽东的认识方法、判断能力和决策艺术，这对指导我们的工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附：毛泽东的24个惊天预言：

毛泽东1916年7月25日预言 

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抗战，应证了20年前一位24岁的师范生的预言。 

毛泽东1919年7月21日预言 

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 

果然，不多不少二十年后，法国人民遇到了大麻烦。希特勒为了羞辱法国，特指定在1918年德国投降的同一地点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让法国签字投降。 

毛泽东1919年7月28日预言 

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 

毛泽东以其神奇的提前近20年预言"轴心国"的两个法西斯魔王将会勾结在一起，危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这一预言。 

 毛泽东1933年11月预言 

我们会失去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正值毛泽东"龙困浅滩"，处于政治生涯的低谷。然而毛泽东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为苏区和红军的安危献计献策。可惜当时中央未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毛泽东1934年12月12日预言 

我们不能去湘西钻口袋 

 毛泽东是"口袋专家"，历来都是他布下"口袋"让蒋介石去钻，他怎么可能去钻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呢！刘伯承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毛泽东1935年5月24日预言 

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太平天国最终失败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手下。蒋介石最崇拜曾国藩，处处模仿曾国藩。蒋介石要让"朱毛"变为"石达开第二"。毛泽东却率领红军突破重围走通了石达开没有走通之路。 

 毛泽东1935年9月预言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 

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出席了"中共一大"的中共元老。他们在长征路上会合后又分道扬镳。张国焘的分裂使得毛泽东在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却进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1936年10月9日，红军三方主力会师，长征结束。 

毛泽东1936年7月15日预言 

希特勒将在欧洲发动侵略 

1921年7月，当希特勒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元首，开始发迹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1936年上半年，希特勒派了小股兵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并参加武装干涉西班牙。此时尚未缔结"**产国际协定"。希特勒小试牛刀，而毛泽东早已洞悉其奸。 

毛泽东1936年7月15日预言 

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

新中国建立后获得的第一笔"外资"是苏联政府提供的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后来中国人为偿还外债而勒紧裤带。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是由邓小平来实现的，到1994年，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毛泽东1938年5月预言 

中国的抗战要打七八年 

据程思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果然，八年艰苦奋战才迫使日本投降。 

毛泽东1938年10月预言 

张伯伦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战前夕，英国首相"绥靖大师"张伯伦，企图以政治家的理性和商人的自私自利来对付战争狂人希特勒。张伯伦搬起的石头，不是打在苏联人的头上，而是砸在他自己的脚上，甚至要了他的政治生命。 

 毛泽东1939年9月23日预言 

罗斯福将会使美国参加二战 

 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提前两年多时间预见了美国将会参加二战，这对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念是有重要意义的。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诺曼底登陆，美军与德军直面交锋。 

毛泽东1940年3月16日预言 

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7年后，毛泽东派出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奠定全国战场的胜局。鹿死谁手，终见分晓。 

毛泽东1942年7月2日预言 

有了第二战场，就能够在一年之内打败德国 

毛泽东在1942年预见到：只要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则打败德国只需一年时间。因为第二战场延至1944年6月开辟，德国也就苟延至1945年5月才被打败。 

毛泽东1945年5月预言 

国共和谈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 

抗战结束后的国共两党，已成一山二虎之势。1946年6月，《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都被撕毁，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预见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预言 

核战争打不起来 

当美国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此后，毛泽东在与斯特朗、斯诺等人谈话时，多次阐述了核战争打不起来，人类有能力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的思想。时至今日，全世界也只有日本遭受地原子弹的袭击。 

 毛泽东1946年12月9日预言 

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从四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已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甚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即：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充分尊重港澳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协商，用和平过渡的方式来解决。如今港、澳的顺利回归，应验了这些英明预见。 

 毛泽东1949年3月预言 

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倒在正义的枪口下。枪声穿过数十载时空，反腐倡廉至今依然任重道远。 

毛泽东1949年9月预言 

美国可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 

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误入了歧途。但在毛泽东身后十余年间，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事实面前，人们又不能不叹服毛泽东的远见。 

毛泽东1955年1月15日预言 

神奇地预言了二十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趋势。1978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将基本粒子命为"毛粒子"。 

毛泽东1956年6月预言 

高峡出平湖 

毛泽东规划了长江三峡，但他有生之年未能亲见"高峡出平湖"。1992年4月3日15时20分，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压倒优势的赞成票，表决通过了"三峡工程议案"。如今，三峡工程全面开工。 

毛泽东1958年6月21日预言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1960年，当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此后，中国不但有了原子弹，而且生产出氢弹、中子弹…… 

     当毛泽东的预期目标全部实现。他轻松地表扬赫鲁晓夫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 

 毛泽东1958年9月5日预言 

戴高乐上台也有好处，他喜欢跟英美闹别扭 

 戴高乐经常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因此，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政局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力排众议，断言：戴高乐上台将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使欧洲摆脱美国。历史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预言 

中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100多年时间 

"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个人一时心血来潮、忽发奇想，而是当时全国上下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产物。毛泽东在预言中国经济建设速度时犯过许多错误。但他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预计的发展速度，与第二代领导人制订的"三步走"战略非常吻合。

“中国威胁论”是哪一年产生的？似乎鼓吹这一理论的那些人也不太说得清楚。有人说是因近年来中国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武器采购、研发先进装备产生的，于是“中国军力威胁”、“中国导弹威胁”、“中国海军威胁”、“中国太空威胁”、“中国潜艇威胁”、“中国激光威胁”、“中国军事不透明威胁”等等便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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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

“中国威胁论”并非根源于近期中国军力的发展，在更早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当时主要不像今天这样围绕中国军队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大做文章，因为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实在太低、武器装备实在落后，实在无法就此做文章，于是意识形态就成为做文章的主要题目了：“红色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威胁”：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向印支半岛的“扩张”，整个东亚、东南亚到处都是行将倒塌的“多米诺骨牌”，需要美国大兵不远万里来亚洲到处“防堵”，而且说“防不胜防”。

其实这也不算资格最老的“中国威胁论”。在新中国成立的久远之前，19世纪后半期“中国威胁论”就出现了。当时美国掀起“排华浪潮”，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对美国主流文化形成“威胁”，美国政府1882年、1884年先后通过《排华法案》。那个时刻正是中国日益衰落的时刻。衰落的中国依然对别人构成巨大“威胁”，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怪事：怎样解释你不是人家的“威胁”呢？

查看“中国威胁论”这部粗糙的历史就能基本明白：这不是语言所能够撇清的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事情。看看今日世界，美国全球驻军，美国航空母舰全世界游弋，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一半，太空中的美国卫星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卫星总和还多，美国海军宣布要控制16条海上战略通道――大西洋7条：佛罗里达海峡、巴拿马运河、加勒比海和北美的航道、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好望角航线、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地中海2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印度洋2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太平洋5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阿拉斯加湾北航线――囊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海峡和水道。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行动不算，能够被称为“战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现在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在追查任何涉案组织或国家时，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由此什么国家边界、什么国际法规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不在美国眼里。即使如此，世界各国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新闻传媒、或是政治人物也不见有人站出来，大声诉说“美国威胁论”。

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反复遭受列强入侵，不但多次被迫割地赔款，各个地区也被划成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国家安全长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句话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百年心声。中国独立自主了，中国快速发展了，中国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中国决心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适应、与安全威胁相对应的武装力量了，就成“中国威胁”了吗？

2005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亚洲安全会议，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联手指责中国，说看不出中国受到任何威胁，却在增加国防投入、发展军备，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造成威胁。两位先生如此健忘，仅仅三个多月前，他们还在一起搞“美日2＋2会议”，宣布以台湾海峡安全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这就没有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形成威胁吗？如果哪两个国家以美国佛罗里达海峡安全为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美国能不感受到威胁吗？还不用说美国至今对台售武，这难道不是国家关系中极其荒谬的事情：既宣布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在向对方某一地区出售武器，助长该地区的分裂倾向，还说是为了“军事平衡”，那么它是否也能够容忍别的国家到其内部去搞这样的“军事平衡”？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中国威胁论”。按照这种逻辑，你说你是和平鸽，在别人眼里仍然是威胁。

但我们仍然必须对别人说清楚，甚至需要非常耐心地说清楚。不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发起者――那些人头脑中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道理能够说服的――而是针对旁观者和旁听者。毕竟世界舆论的主导权没有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毕竟谎言重复若干遍也有可能变成“真理”。毕竟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哪怕现存的秩序有多么不合理。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主动，尤其当别人向我们身上泼污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话语权。这种时刻的沉默以对，不能称为韬光养晦。我们有发言的权力。我们有威胁的现状。我们有和平的传统。我们有和谐的追求。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威胁别人。我们中国人也从来不怕别人的威胁。

根本消除这种论调也许很难。也许我们长期要在这种论调的伴随中发展和成长。但绝对不能让它的存在影响了我们的前进步伐。这就是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应有的气度和格局。

　　3月22日开始，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热播23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展现了1910年代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等一批优秀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和纯真美丽的爱情故事。这里有必要介绍，毛泽东的成长、成功与曾国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非常推崇、佩服曾国藩，用现在的时尚用语说，青年毛泽东是曾国藩的“粉丝”。

　　请看1917年毛泽东（时年24岁）《致黎锦熙信》：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经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毛泽东青年时代成为曾国藩的“粉丝”，非常佩服曾国藩，并学习、熟读曾国藩的文集，是大有渊源的。

　　（一）地缘关系——近。

　　毛泽东的出生地是湖南韶山，属湘潭县（今湘潭市）；曾国藩的老家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当时属湘乡县（归辖湘潭市）。两地相距不过60公里。而毛泽东的母亲就是湘乡人。1910年毛泽东17岁的时候外出求学，他没有到湘潭，而是到离他家较近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所以，曾国藩是毛泽东真正的乡贤，毛泽东肯定自幼就会注意到这位在旧时代的人看来立功立言立德都获得成功、而且原本也是农家子弟的大人物。

　　（二）人物影响——大。

　　曾国藩(1811--1872年)，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三）恩师推荐——亲。

　　毛泽东之所以对曾国藩感兴趣并受到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他的老师后来又是岳父的杨昌济先生的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年），字怀中，长沙人。他1903年出国，在日本留学六年，在英国留学三年，又到德国考察九个月。1913年回国以后，他谢绝了省方要他当教育司长的邀请，而是在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显然，杨先生是觉得培养人才比做官更重要。毛泽东恰好191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次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成了第一师范的学生。杨昌济是位学问精深（后来杨昌济又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德高望重的老师。杨先生有三个最出色的学生，一位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一位叫萧子升，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一位就是毛泽东。而这三位当时又都是同窗好友。杨先生在伦理学、哲学、教育学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虽然长期在国外留学，但他重视的，仍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奉程朱理学为正宗。杨先生极为欣赏曾国藩，他从朋友那里借来曾国藩的日记、书信集，共四十巨册。杨先生不厌其烦，竟将曾国藩日记中他感兴趣的地方全部抄下来。他在1914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还完不看他书之意也。”

　　杨昌济在1919年发表的《告学生》一文中说：“要而言之，人之立身最要一诚字。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能存诚，仍真学问。诚之一字，金石所不能破，天地所不能违也。”这“诚”字是曾国藩从宋明理学那里取来，作为自己终生道德哲学的核心。曾国藩在致贺长龄的信中曾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我们把这两段话对比起来，显然，杨昌济说的“诚”，除了他自己阅读宋明理学的心得外，直接的是来自曾国藩的影响。

　　杨先生教给他的学生以奋斗的、向上的、救世的人生观，后来他的学生们组织新民学会，杨先生实为学会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杨先生也使他的学生与他一样对曾国藩这位乡贤感兴趣。

　　在杨先生的教导下，毛泽东仔细研读了曾国藩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给朋友的书信里，几乎是充满了曾国藩。我们可以想像，他与杨先生、与朋友之间的谈话，大概也充满了关于曾国藩的内容。现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收藏有数卷毛泽东当年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家书扉页上有毛泽东写的“咏芝珍藏”。“咏芝”即毛泽东的号。

　　（四）经世理想——同。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的精髓就是“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志向远大、豪气冲天的毛泽东，“独服曾文正”，因为认同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有关学者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毛泽东1912年6月、1920年11月八年时间留下的文字，其中便有多处提到曾国藩：

　　1912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毛泽东谈自己的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说是经过几年摸索，决定“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也就是有个次序，不再什么书都涉猎。其中以崇敬的口吻提到：“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无一成。；此言岂非金玉！”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拜杨昌济为师。

　　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提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他将宋代的程颢、程颐、曾国藩、周初的周公、孔子并列，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也是与这些人一样的圣贤。

　　1915年9月，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谈治学之事，其中说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毛泽东称为“为国人之学”）。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政教繁邃，人情风俗也多种多样。而国学常识又是应该早通的，那么一本提纲挈领的入门路书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说，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是最好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体育之研究》大概是现在所知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刊载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德育而忽视体育，以至读书人常常被讥讽为“手无缚鸡之力”，毛泽东希望改正这种偏差。但是毛泽东在此文中不光是讲体育，而是用谈体育的方式阐扬尚武精神，这与湘军的精神和湖南人的好斗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篇文章中还发挥了他的哲学理念，如：“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又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还希望通过体育锻炼人的意志，政治家都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在谈到运动方法时，毛泽东又提到曾国藩：“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实际上，曾国藩在身体锻炼上，实在并不怎样，否则他未必会61岁就死去。毛泽东在体育方面也引证曾国藩，只能说明他这时候对曾国藩的崇拜。

　　1920年，由毛泽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又谈到：“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黄即黄兴，蔡即蔡锷。

　　毛泽东1913年的读书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也有很多关于曾国藩的记录，如在《国文》标题下有一段：“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旁边还注“曾语”二字。曾国藩家书中的原文为：“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这段话实际也是强调意志的作用。

　　11月29日的修身课（杨昌济先生讲授）笔记，记下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所说的32人；又记：“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史海述林》是一部读史散文札记。全书分四个部分：述史篇，记事篇，论人篇，养心篇。共计一百篇，二十四万字。本书有几个特点：一是以史带论，联系现实，激浊扬清；二是挖掘史料，探幽阐微，弘扬国粹；三是广采博览，删繁就简，传播知识。文章篇幅不长，立论高，旨意深，事理明；文字简洁精炼，明白晓畅。行文或从容不迫，不温不火；或慷慨激昂，激情四溢；或侃侃而谈，娓娓动听。总之文从字顺，意从境出，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

作者刘庆祥，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曾是南方日报记者、编辑，梅州日报副主编，主任编辑。创办并主持梅州日报业务工作多年，著有《新闻写作十讲》和《文史拾贝》二专著。社论时评是其专长。爱好古典文学，对文史有所研究。特别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更是情有独钟。曾拟创作长篇小说《司马迁》，搜集整理有关材料多年，终因工作过忙，未能成书，实一憾事。离休后，始有时间乐从所好。二十四史，野史笔记，诗词歌赋，徜徉其间，不亦乐乎。每有所感，即手记之，一年有奇，成一百篇，稍加分类，题名为《史海述林》。惜尚未付梓，即驾鹤西去，令人唏吁。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功罪和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并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祟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八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十六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以后，毛又受老师杨昌济影响（杨昌济在提到毛泽东时曾说：“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

1917年8月28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谈到治学方法：“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此间，毛泽东还在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述了：“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话为本，做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拢民为本。’”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2号上的《体育之研究》（这是他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1919年，毛泽东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则取自曾氏家书。

1926年，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供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直就是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大营所作《爱民歌》的翻版。曾氏《爱民歌》如下：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第一扎营不贪赖，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揣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以上可见毛泽东早年，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俭刻苦，文章气质．直到带兵打仗等方面，“独服”曾国藩。他说的“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那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无以复加，而且引为“大本大源”的证据。

一。经济

康雍乾盛世不提，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 总和，1700─1820年间的经济增长高于日本。

清史稿 志一百 食货六 ：

光绪十七年，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统为岁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奇。”

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

二。军事

陆军：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装备上看，大清陆军都是世界数一数二。 大清国在与西方军队以及洋枪队(常胜军)共同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用洋枪洋炮来改进部队装备的重要性，首先在部队中组建洋枪队，次年又组建了洋炮队，逐渐淘汰了旧式武器。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淮军、湘军、练军以及部分绿营兵和八旗兵，均装备了从欧洲进口或中国军事企业仿制的近代枪炮。 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开始输入我国，导致淮军装备的又一次更新。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部队。 90年代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即使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在70-80年代，装备了近代枪炮。清军还是亚洲第一个装备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的国家。

在炮兵装备上，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仅1871年至1873年，大清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141门，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自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100多门，其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粤解八生脱钢炮四十八尊，十七年粤解七生脱钢炮一百二尊，十八年粤解八生脱七钢炮三十尊"。这期间北洋自购者尚不在内。另外，至1904年，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145门，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世界一流的。

对比邻国日军装备，至1904年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数量更比我军少得多。 1895年冬季汉阳兵工厂开始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仿的是Mauser M88 Commission Rifle。 德国最好的兵工厂[如： Loewe,Schilling和Steyr]指定生产的1888式毛瑟步枪被称为Mauser M88 Commission Rifle），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 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 使用圆弹头。 同时生产子弹， 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海军：1875年，清朝政府开始重视海防建设，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创设北洋水师。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其后，先后订购定远、镇远等多艘舰艇。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

三。外交

总理衙门的设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英国公使魏妥玛闻之“甚为欣悦”，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更称赞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 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成同盟，在远东找了一个“小弟”。德国人的设想则更大胆，打算与中美结成同盟，抗衡英国。 1906年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召见了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提及德国想要和中美结成三角同盟，“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的“独立”。

清朝版图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东至海，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起南海诸岛，西南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达拉克，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

五。中国第一次君主立宪制

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得到慈禧的同意，就和几个书生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因为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更因为康有为等，却试图把中国和日本合并，也就是卖国，还要伙同袁世凯绑架或者刺杀慈僖，把改革变成了政变，结果被镇压。

但是，改革并没有停下来，慈禧说，“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可惜的是，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是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回京后开始了清末“新政”，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政治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经济上，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军事上，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遗憾的是，在中外势利的逼迫下，慈禧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宪政改革，也就是犯了改革大跃进的错误，导致权力下放，政局不稳。当然，后者正是国内外别有用心者所期望的，否则，怎样夺权？怎样分裂中国呢？

[1906年，清朝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回国，端方等人在《请定国是以安在计折》中，便奏请实行君主立宪，设立责任内阁和议会。奕匡认为：“首分权以定限。立法、行政、司法三者，除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似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外，行与政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这一奏折得到慈禧的同意。

1907年9月，清政府下令设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上午举行开院典礼，摄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皆莅议场，奕匡向议员宣读了宣统皇帝的谕旨，载沣勉励议员“殚竭忠诚，共襄大计，扩立宪之功用，树议院之楷模”。这次会议以民选议员为主，资政院讨论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的议案。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上奏，当天即经批准公布。清政府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慈禧和光绪还联名发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中说：“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这里提一下杨度，1874-1931年，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他捉刀代笔，为载泽、端方等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民主体制写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

尽管清朝的君主立宪最后因为和平退位而破产，但不能不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如果慈禧不早早过世，哪怕多活十年，袁世凯就不能得逞，中国的今天就很有可能是英国和加拿大的政治体制。

至于民国的孙文和老蒋，名字是民主共和，实际上是独裁专制，不过是用美国的“总统”和中国特色的“训政期”包装了而已，连袁世凯都不如。袁世凯尽管比慈禧的本事差，但却远比孙文有才能，但袁的命运已经无法自己控制，这就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悲哀。在日本等列强和其支持的革命党的联手运作下，袁世凯的君主立宪(称帝)也灭亡了，之后是外蒙古的丢失，洋人七分中国的阴谋部分得逞，中国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六。晚清那么强，为什么有八国联军和甲午之败？

通常人们认为是腐败或者体制问题，这是错误的。战败的根源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损失上亿，更可怕的是，导致清朝对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也就是形成了军阀割据。甲午之败的根源，见“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

八国联军怎么失败的呢？和甲午战争失败一样，不是因为装备和军队素质问题，而是因为军阀割据。甲午战争时期，因为李鸿章的保船政策而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李鸿章故计重演，这次，不只是李鸿章，还有拥有上万精锐部队的袁世凯也不参战，成立了所谓的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不参战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们不但不参战，反而镇压当地的义和团。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极端喜欢窝里斗，如果他们都是左宗堂，情况完全不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窝里斗再次得到充分的体现。当然，中国虽然盛产汉奸，也有抗日英雄，也有抵抗八国联军的热血好汉。

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1900年10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除开俄国派到东北的军队，德国是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瓦德西任联军统帅，向东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向西打到紫荆关、涞源。往南打到正定，向北打到张家口，蹂躏整个华北平原。在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间，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按当时教徒的记载，“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逡巡，足迹踏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

1900年7月27日时，德皇威廉二世针对中国发表一个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文摘译如下：“……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德国军队在华北的行为，充分贯彻了威廉二世的主张，其行为比沙俄在东北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张家口保卫战中，义和团首领大阿吾曾率众设伏于城北烟筒山处，杀死德军指挥官约克上校，导致了德军抢劫明陵计划破产。但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山西娘子关一线，清军将领刘光才，李永钦指挥忠毅军及武功、晋威各营，自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连续击败上万德军，法军的多次进攻，并歼灭其一部，关于此战役，清方资料记载甚多，但不被人所重视。

据2000年访华德国学者提供的资料，在1900年10月到 1901年4月间，德军在中国死亡近3000人，其中近半是在进攻山西中损失的。也就是说，在娘子关战役当中，仅仅德军就被击毙1400人以上！这也是自明朝末年西方殖民者来华侵略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一次击毙欧洲侵略军最多的数目！

在娘子关，东天门一线的保卫战中，清军仅有数千兵力，却阻挡华北联军主力数万德法军队几个月之久，击毙敌军上千人，确实是个惊人的奇迹，但最后的结局，却是那样的无奈，这说明了中国人并非没有战斗力，不到一万的中国军队能够抵抗当时欧洲最精锐的德法军队几个月之久，已经充分表明了中国军队的素质。真正奋起战斗，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袁伟时 男 1931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2003年增订版更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6年第二次增订繁体字香港版定名为：《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年），《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近代中国论衡》（2006年），《大国之道》（2006年）。编有：《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年）。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

        小磊一再追讨，要我为他编的“秘密书架”专栏写稿。盛情难却，欠债总是要还，只好坦白交待几句。

        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最早和最大的一组书，都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是1947至49年间，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时读的。范著是一个学派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其他三部宣传反帝反封建理念，不是通常说的学术著作。读后深信不疑，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大学本科到念研究生，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可是，57年从研究班毕业后在中山大学执教，运动接着运动，虚掷了20年最好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拨乱反正，任务艰巨。在许多问题上，我往往需要鼓足勇气直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胡适成了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

        1948、49年，广州汉民路（今北京路）的开明书店正在推销《鲁迅全集》，我向爸爸要了一笔钱，打算买一套。钱到手后，一位朋友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我主动把钱给了他。幸好同班同学家境都较好（学校位于广州有名的“西关大少”聚居地旁边），大家凑了一笔钱，在班上建立图书角，由我负责买书和管理。于是，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全都进了我们班的书柜；我则一本一本读下来，读完了除一些过于冷僻的学术著作以外的他的大部分书。

        进入大学以后就很少看鲁迅了。但《且介亭杂文》序言有句话：“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一直铭记在心，不敢逾越。到了要着手研究历史了，它自然涌上心头，成了我千方百计搜集史料的动力，分析人物的方法，约束学术良知的规范。没有找到和读过研究对象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厘清思想发展的轨迹或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敢乱说话，因为这关乎天理良心。

        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的现象那么严重？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从方法上看，是把不同年代的材料混在一起。于是，要褒要贬，材料可以信手拈来，看似有根有据，实则脱离具体年代的史料，成了可以任意涂抹的油彩，歪曲了人物的本来面目。

        把近代中国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读了一遍，既窥视了他们的思想，又领略了他们的方法。其中让我受益终身的是胡适谆谆教导他的学生的三条意见：

        头一条是怀疑。胡适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北大出版社1998）这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马克思坦言：“怀疑一切”。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也断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1956年，大学中弥漫“向科学进军”的乐观情绪。有一天，复旦经济系的老师们齐集讲堂，漆琪生、伍丹戈、余开祥、江泽宏、苏绍智、蒋学模等老师全都来了，向我们传授治学方法。有位导师转述于光远先生的生动比喻：“为什么疑问号是一个钩子？只有怀疑才能钩到学问！”对盲信成风的中国而言，这些是觉世的警钟。要是我在学术园地中有点滴成就的话，首要原因是坚信怀疑是学问的起点。

        二是凭证据说话。胡适有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三是敢于承认自己无知，孜孜不倦弥补缺陷。胡适总是劝导自己的学生一定要买几本好字典，就是弥补无知的好方法之一。汉字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识；我自己更是识字不多。因此，不懂就查字典或其他工具书，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再提醒我的学生应该遵守的治学规则。近年我喜欢给年轻朋友建议：电脑装上《金山词霸》；买《汉语大辞典》（普及版）和《现代汉语词典》；前车可鉴，要避免笑话喧腾四方。

        这几年，有所谓胡适还是鲁迅之争。其实，两人有很多共同点：憎恨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分析、不盲信的态度，如此等等。鲁迅心目中的新社会是朦胧的；胡适却为宪政和人权保障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呐喊了一辈子。鲁迅只活了55岁，胡适年过七旬，加上所受学术训练差异太大，两人的学术成就有较大差距，自在情理之中。在文学创作上，胡适大部分诗词很粗糙，迅翁的小说却是传世珍品。我多次读《胡适文存》和他的《人权论集》，深受教益。不是说要继承传统吗？鲁迅和胡适的思想、文化、学术遗产就是20世纪中国值得诊视的传统。

        当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我与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邂逅。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楫、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我说来是一次震撼性的精神之旅。出于职业习惯，我一再思考两个问题：

1944、1945年，正值苏联红军声威大振，计划经济似乎成了挽救世界各国经济的不二法门，为什么这两位先驱却能力排众议，写出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而中国国共两党和自由派思想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在歌颂计划经济？

        波普尔从一个独特角度清理希腊以降的文化，振聋发聩。中国人喜欢谈文化，却至今不见有人以批判态度从源头上系统地清理自己的传统，并冷静地比较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利弊得失。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战胜中国人头脑中的盲信，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这类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之日，也许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引颈以待；可是，还要等待多久呢？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一声声春雷送来春天，

一阵阵春雨润物无言。

热腾腾的南粤到处是山呼海应，

火热热的农村呈现出气象万千。

建设新农村，

农民喜开颜。

火红的日子峰回路转格外甜。

政通千山笑，

和谐万家欢，

富足文明酿造着生活的美满。

一座座青山锦绣绵延，

一条条绿水环绕家园。

红彤彤的荔枝祝福风调雨顺，

黄澄澄的金柚迎来硕果丰年。

建设新农村，

农民喜开颜。

幸福的日子一重美景一重天。

城乡一体化，

山水紧相连，

勤劳智慧创造出辉煌的明天。